人口老龄化能否抑制“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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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对“钱荒”的传导作用今年以来，资金价格中枢不断上移，“钱荒”事件屡发，并引起资本市场剧烈震荡。同时，5月份以来上海SHIBOR一个月利率持续高于一年期利率，价格倒挂明显，接近年底，资金紧张再度来袭。
虽然央行及时注入资金纾缓流动性，但最令人担心的是“钱荒”今后会成为常态。其中，影响利率的因素很多，长期而言，人口老龄化也可能成为左右“钱荒”态势的一个影响因素。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速，储蓄率的走势成为关注的核心。储蓄率的上升或者下降，将影响资金量的供给，从而间接影响到资金的价格。
根据凯恩斯恒等式“储蓄=投资”说法，储蓄是投资资金的来源，储蓄通过投资影响经济增长。从全球经济过去三十年经验来看，几乎每一轮的储蓄高峰基本都对应着增长的高点。这一规律同样适合于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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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总储蓄从1982年33.84%上升到2012年50.06%，同期“资本形成总额/GDP”从31.92%升至47.76%，期间，1994年至2000年储蓄率曾出现一轮回调，也带动了“资本形成总额/GDP”的回落。
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都处于较高水平，截至2013年8月，中国储蓄率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不过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位居全球前列，但实际利率却明显靠后，2011年甚至处在负利率区间，为-0.7%。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享受了极其低廉的资金价格。
但目前普遍担忧中国的高储蓄所带来的资本红利正在面临终结。未来一旦储蓄率下行，资金供应将减少，将引发利率上升，成为“钱荒”的重要诱因。而如果储蓄率继续维持高位，资金供给将得到支撑，这将对利率上升形成压力。
日本人口老龄化拉低储蓄率目前居民财富不断积累，社会保障日趋完善，年轻一代消费观念也逐渐转变，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可逆转或都将使得储蓄率将呈现长期下行态势。
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司预测，中国15-64岁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10.15亿人的绝对量的最高峰，而劳动人口相对总人口的占比则已在2010年达到顶点为73.5%，随后将持续下行，到2050年将大幅下降至61.3%。
持续下降的劳动人口和不断上行的抚养比将会对储蓄率造成显著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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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为例，从90年代初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1990年日本15-64岁人口占比为69.74%，至2012年已降至62.48%，同期储蓄率从33.93%下降至21.93%。人口老龄化对其储蓄率构成了明显的拖累。
如果由此推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来临或使得过去几十年间享受的资本红利逐渐消失，资金供应一旦下降，资金价格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上涨，“钱荒”压力将长期存在。
第二次人口红利将抑制“钱荒”？不过毕竟中国的老年福利待遇无法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更因为中国目前养老金缺口严重，意味着老年人口的储蓄率将高于其他大部分年龄阶段，这有可能为将来资金的供给提供支持，利率有可能继续保持低廉的水平。
尽管很多研究都在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状况在恶化，但有关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说法也值得关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描述是，在人口结构区域老龄化，预期寿命延长，而ZF和家庭无法确保满足老年居民的所有需求时，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产生了新的储蓄动机，形成新的储蓄来源。
与日本等发达国家建立在完善市场经济和社保体系上的低储蓄率不同，中国目前养老个人账户空账严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人们很难相信到老年可以获得经济尊严。
无论是基于收入倍增计划等宏观政策使所有年龄人口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消费性支出，还是基于老龄化使高储蓄率人口比重增大，均预示未来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将持续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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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尽管消费观念在改变，但中国年轻人仍然有巨大的提前储蓄动机，老年人则会增加预防性储蓄，而中年人将必须顾忌超预期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支出，这些都将是支撑高储蓄率的关键点。
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在供给端将获得重要支撑，资金价格或将维持在低水平。